客观而论，当代“三农”题材作家群体，无论基于何种视角，都呈现出一种坚韧的探索和追寻、丰富的痛苦与忧虑。他们充满对故乡与家园的深情眷恋，渴慕重新建构理想中的心灵归宿，但当直面乡村现实世界，却又倍感疏离，家园不再、故乡颓败、情感沦陷，心灵栖居的大厦已然崩塌。故乡与废乡就像一架竖琴的两极，支撑起书写者丰富而痛苦的心弦，鸣奏出低沉的旋律和忧伤的挽歌。 那么，在乡村现代性已然到来的时刻，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如何才能点燃矗立于大地之上的希望，又如何才能架构起灵与肉的桥梁？是直面这些苦难的存在，揭示苦难背后潜在的政治逻辑、社会规范、乡村传统、制度架构及文化脉络，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启蒙，还是将这些苦难的存在诗意化，从文化哲学、生存哲学、存在主义甚至诗意栖居的层面，实现对现实世界的哲学超越和审美观照。毫无疑问，前者重在生成强有力的批判力量，但也很容易缺乏对乡村现实的建构；后者重在对现实的疏离(反抗)，但也容易形成一定程度的遮蔽乃至过度诗意化的倾向。尽管两种姿态各有所长，但无疑都缺乏一种建设性的力量。而如何建设新农村，如何培育新乡村精神，如何建构乡村生活意义，却是当代“三农”题材创作的软肋。可以说，当代作家都不惧怕对现实的批判，也不忧虑对过去的追忆，但在谈及未可预知的新农村之未来时，却往往三缄其口、停笔踌躇。 当然，也有一部分作家，尽管处于思想痛苦、现实困惑和未来迷惘之中，但还是力所能及地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文学中新农村之未来图景。他们的作品宛如一把锋利精微的刻刀，追忆着过去曾有过的痕迹，一点一点地清理着现实中的杂质，又一点一点地雕镂出他们力所能及的乡村未来。对当代“三农”题材创作而言，这种相对缺乏的文学建构是困难的，也是艰辛的；对作家而言，既要尽其所能地重建新农村的生产生活空间，又要对之做出极尽可能的、契合逻辑的文学预言。 统观中国当代“三农”题材文学创作实践，我们看到，除了何建明、关仁山等作家的报告文学外，直接书写新农村的小说文本极为稀少，更多的作家是将视点置于乡村的凋敝、农民的苦难和农业的严峻等方面，甚至以“围观”的方式“展览”各种“三农”的苦难景观，文本整体透露出一种揭示多于期待、表现多于思考、解构多于建构的倾向。当然，也仍然有一些作家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农村历史与现状的白描式图绘，而是以自我的观察、体验和思考，立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诸种境况，分析农村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新动态，以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方式建构新农村，探索中国农村发展的未来趋势，从而进一步拓展了“三农”题材文学的内容广度，也进一步提升了“三农”题材文学的思想深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学反作用于现实的独特功能。 按照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要求，新农村建设的具体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五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是国家层面对乡村(农民)幸福生活的一种规定。从此种视角来考察我国当代“三农”题材文学创作实践，我们会发现，从改革开放迄今关于“新乡村”(下文简称“新乡”)的文学建构大略经过了较为明显的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乐观期”，20世纪90年代的“艰难期”，新世纪之后的“整合期”。当然，我们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陈奂生上城》(高晓声)等文本中的贫穷落后、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新世纪之后的《带灯》(贾平凹)等小说中依然存在。毫无疑问，这只是中国农村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一副面孔。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当代“新乡”的文学建构大多以乡村经济状况的图绘为表现基础，以乡村权力秩序、道德伦理、文化精神和生态环境为主要表现内容。一言以蔽之，当代“新乡”的文学镜像就是在上述的基本框架中被作家直接或间接地建构与完形。 事实上，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当代乡村作家对“新乡”的书写，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创作，更是对乡村现代性的一种深刻反思与有益补充以及对当代中国乡村未来的一种文学设计和艺术想象。可以说，无论当代乡村作家在具体创作的形而下层面有多大差异，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他们关乎“新乡”镜像的文学书写，大多都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乡思乡愁，也有别于一种简单重复性的赞美美化，而是将“新乡”镜像的建构与现代性冲击下的当代中国紧密连接在一起，其创作的初衷及其文本意义的最终指向，都是以文学的方式主动参与到当代中国乡村现实的呈现与探索之中，力求讲述具有强烈现实指向性的中国乡村问题、中国乡村故事和中国乡村体验，进而对当代中国乡村作出尽其所能的思考、阐释与建构。 随着1978年以来乡村改革的深入以及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施，中国农村进入了一个普遍经济意识觉醒的时期。中国农民探索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实现着也创造着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创建着中国农村的新面向。从农村经济生产方式的角度考量，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呈现(更多的是间接地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经济发展路径，其中既有个体经济的发展，也有各类民营经济的萌芽。如老实本分的陈奂生(《陈奂生上城》)蠢蠢欲动，开始到县城去做小买卖，香雪们(《哦！香雪》)开始向山外的乘客兜售农产品，禾禾(《鸡窝洼的人家》)想方设法发展各种农副业，隋见素(《古船》)在洼狸镇开商店，从事个体经营，赵多多、隋抱朴先后承包粉丝工厂，成了第一代民营企业从业者，孙少安(《平凡的世界》)由一个吃苦耐劳的农民慢慢转变为农村的第一代创业者，金狗带领州河边的农民成立了水上运输队等。可以说，这些都是农村经济发展所出现的新动向，也透露出农民在改革中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趋向。尽管可能其发展的程度比较低，取得的效益也并不怎么可观，但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都是具有开创性的重要举措。他们的所作所为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乡村经济的整体变化，也体现出一种大略走向，更为此后农村经济的发展搭建了平台、夯实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家们还发现农村新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自己的阐释与思考。农村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先富”如何带动“后富”？这些“先富”的人(村庄)要注意什么？可贵的是，有些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在小说中探讨上述问题。邵振国的《祁连人》就探索了在改革语境中如何解决“先富带动后富”的问题。小说以浓厚的塞北风情，以具有意识流特质的主体观照，建构了历史与现代相交集的叙述格调，勾勒了社会变革时期北方乡村斑驳万千的生活轨迹以及乡村社会各阶层、群体、个人深层次的价值理念冲突和丰富复杂的心理脉动。改革之前的柳庄村队长李万钧以身作则、淳朴勤劳，也全身心地想改善村民生活和实现村庄富裕，但在人民公社体制统摄下，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冷漠与隔阂，使得他的努力成为空中楼阁，他丧失了权力并由领导者转变为被领导者。改革初期的队长陈望成机智灵活(甚至偏向于油滑)、善于经营，通过变革经济管理制度，获得了村民的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村庄的富裕，他获得了权力并由被领导者转变为领导者。事实上，乡村改革的逻辑是实现二者身份转变的最大动因，是乡村治理变革和乡村权力变迁的主要动力，当然，也成为日益严重的甚至不可避免的村庄阶层、村民分化的主因。随着乡村改革的深入和村办股份制企业的发展，柳庄的集体经济近乎荡然无存。虽然，柳庄已经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更多的村民却无法分享到富裕的成果，并且这种贫富分化正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这是一个逐渐成熟的乡镇企业家陈望成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一个有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作家所要直面并努力探索的问题。在此种境况下，陈望成选择了“共同富裕”之路(这一点与华西村等我国新农村建设典型村所选择的道路几乎相同)，将自己在企业的全部股份捐赠出来，以实现全村人的共同发展。尽管陈望成由“私”向“公”的转变多少有一些突兀，甚至有一些理想化，但邵振国所开出的“药方”，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典范价值。 “先富带动后富”的问题探讨在《葫芦沟今昔》(马烽)中也有所体现。小说在质朴平实的话语中讲述了葫芦沟的故事，塑造了苗全茂、苗雨田两代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同时也艺术化地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今”与“昔”的问题。中年农民苗雨田为了带领村民共同富裕，将个人兴办的果脯厂转为村民股份制企业，昔日贫穷的葫芦沟成了县里富裕的典型村，从而与改革之前的“苗全茂时代”的靠讨饭为生的葫芦沟形成天壤之别。但真正的事实是，恰恰是缘于苗全茂时代极度贫困中的辛勤劳作和血泪付出，才奠定了今天兴旺发达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无论是邵振国的思考还是马烽的叙述，都呈现了在历史变革期中国农民走向富裕之路的某种选择。无论陈望成和苗雨田两个农民带头人的形象有何差异，但至少有一点是具有共性的，就是二者均超越了“个人富”而带领村民走向“共同富”。同时，两个乡村实现富裕的故事都潜在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农村走向“新乡”的过程中，工业将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也是此后无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文学书写中都经常谈到的一个主题——无工不富。 如果说《祁连人》《葫芦沟今昔》所描绘的共富之路还尚属探索期的话，那么，蒋子龙的《燕赵悲歌》就展现了一个已经实现并继续实现“共富”的村庄形象。大赵庄曾经是一个极度贫困的村庄，自然条件很差，是“历史上的盐碱窝”[1]5，满眼都是盐碱地。村民们虽然辛勤劳作，但物质生活依旧穷困潦倒，精神生活更是无从谈起，住的是低矮的土坯房，天一黑就“钻进被窝，省得点灯熬油”[1]6,四千口人光棍儿就“毛三百口子，六年里才娶了仨媳妇”[1]8。正因为这种极度贫困，当地才有了“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赵庄”[1]9的说法。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反复、艰难的思想斗争，大赵庄党支部书记武更新终于认识到：“说一千道一万，没有财富大赵庄变不了样儿。要想发富光靠修理地球，土里刨食是不行的！”[1]11经过艰难的自主创业，武更新终于改变了大赵庄的经济状况、村庄面貌和村民的文化精神状态，使之成为20世纪80年代新农村建设的典范。大赵庄的经济是繁荣发展的：“他们这里历史最长的是冷轧带钢厂，干了五年了，二百多名工人，每年上缴公司实实在在的纯收入二百万元。历史最短的电器开关厂只开工两年，一百四十个工人，每年纯利润一百二十万元。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是高频制管厂，每个工人每年创造的财富是四万元。”[1]17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是大赵庄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市场意识和人才理念。大赵庄的村庄面貌是令人惊诧的：“确切地说这里更象个大镇，而不是大村。有两条东西走向的柏油大马路，宽阔整洁，笔挺溜直，正南正北的大街有十几条，住宅区是清一色的红砖大瓦房，横平竖直，每户门前都立着一个颜色相同、高度相等的三角形电视天线。院子一样大，门楼一般高，只是门楼上的花纹图案根据各自的喜好有所不同。这建设格局简直比古老的北京城还要更讲究对称和有规则。”[1]31村民住房条件更显示了村庄和村民的富裕程度：卧室、客厅、工作间、卫生间、厨房和仓库，水磨石地板、葵花吊灯、单人或三人沙发，电器设备一应俱全，有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半自动洗衣机、空调机、淋浴喷头等。大赵庄村民的理念是睿智超前的，武更新大胆创新，改革村办企业各项制度。特别是实施刺激发展的奖惩方案，与国内高校联合办学，培养“第二代财神”，中层管理人员也具有强烈的时间意识、效益意识和竞争意识，普通村民的思想理念也在一步步与市场接轨。《燕赵悲歌》叙述了乡村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痛苦与艰难，赞扬了(尽管有一些善意的忧惧)乡村改革者、创业者的信念、勇气和创造，也揭示了各种来源于村庄内、外部妨碍乡村改革发展的阻力，最终呈现给我们一个文学中的新农村图景。可以说，《燕赵悲歌》中的大赵庄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以“新乡”为书写中心的最典型的新农村形象。小说告诉我们，要成长为新农村，必须经过艰苦的创业，必须要发展工副业；要成长为新农村，必须要实现物质的不断丰富，也要实现农民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当然，缘于此种新农村的文学书写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征，始终贯注着强烈的发展意识和改革思维，新农村的镜头也始终聚焦农村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农民物质生活的丰富，也就毫无疑问地忽略了乡村文化精神等深层次的关注和把握。事实上，新农村不但要实现经济层面的发展富裕，也需要实现权力秩序、道德伦理和文化精神等方面的健康成长。所以，尽管大赵庄实现了企业的繁荣、物质财富的丰富、农民生活的富裕和发展意识的增强，但过分倚重经济甚至“唯经济论”，也很有可能会导致乡村文化的“物质主义”趋向，导致村民精神心理的某种变异。大赵庄的第一代创业者视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没有顾及改革发展的任务如此之迫切焦灼，甚至没有时间来顾及村庄文化精神的调整与建构，以至于村庄内部形成了越来越明显的“经济崇拜”，甚至于把培养子女读书也视为培养“第二代财神”。这种发展思想、价值判断在村庄发展初期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当村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关于乡村文化精神、道德伦理、制度规范等方面的建构就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从今天的视角反观《燕赵悲歌》，我们看到：大赵庄遵循的价值观念既如狂风骤雨，冲破了保守愚昧的反对改革的重重阻挠，获得了村庄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物质生活的极大富裕，又如洪水猛兽，冲垮了乡村传统的文化理念、道德伦理、价值规约和精神心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这种整体村庄观已经影响到大赵庄的第二代，他们为了物质利益，放弃长远收益，宁愿去做工也不愿意读书上学。原因很简单，就是做工可以直接带来丰厚的回报。大赵庄应对这种现象的办法也并不得法，为学生们做校服，每月发一百元的工资，包括学习成绩都与物质利益挂钩，“学习成绩不及格要扣除，学习成绩优异，根据分数的高低还有数额惊人的奖金”[1]46。从这样一个微观与细部，我们可以看出金钱(物质利益)在大赵庄占据到一个何等重要的地位！《燕赵悲歌》是以一种惊奇、惊诧、惊异的方式来描述这些现象的，尽管小说中也透露出蒋子龙对大赵庄发展境遇的某种忧虑，但这种忧虑更多的是关于改革层面的，这不能不说是《燕赵悲歌》的一种遗憾。直至20余年后，蒋子龙终于在《农民帝国》中叙述了这种乡村发展观念的普遍危害，它衍生了权力崇拜、道德崩塌、伦理溃散、精神变异和心理畸形。也正是它，以无形但疯狂的暴力，冲垮了郭家店(也同是大赵庄)的富裕、美好和人性等一切。 富有意味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农”题材文学中，尽管也呈现出贫富分化等问题，但整体上还是体现了一种乡村经济发展的繁荣之势。因此，无论是作家的叙述姿态还是文本本身的镜像建构，都呈现出一种对乡村经济的热切期待。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中的乡村经济却整体透露出一种发展的困局，乡村整体意象是凋敝困窘、举步维艰的，大都显现出一种“分享艰难”的整体面向：《乡长丁满贵》(何申)中的丁满贵每天忙于应付、疲于奔命，年底还要四处为农民大棚菜寻找销路；《女乡长》(何申)中的孙桂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筹款还债，在她领导下的山乡农民仍然是穷困潦倒。同时，这一时期还体现为乡村文化精神趋向于整体性的沦落崩塌。此种文学书写姿态大约持续了十余年，到了新世纪之后的三四年间，才有作家开始重新勾勒新农村的乐观前景。当然，我们看到，此一时彼一时，新世纪的乐观和20世纪80年代的乐观，已经有了很大差异。新世纪之后“三农”题材文学关于新农村的书写，其姿态更加多元、对象更加开阔、意象更加繁多、问题也更加复杂。 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起到新世纪初的前几年，很少有作家及其作品以乐观的姿态去描绘现实中的乡村世界。即便那些希望探索新农村路径的作家，也往往在文本深处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无奈与忧惧。只有关仁山的几部作品有些例外，《九月还乡》《农民》《红月亮照常升起》还是以较为乐观的姿态，探索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道路。当然，这种探索依然是紧紧围绕着经济发展这一主题。九月(《九月还乡》)、韩大勇(《农民》)、陶立(《红月亮照常升起》)等青年农民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以土地流转、现代农业的方式来实现农民增收富裕。这些在乡村成长起来、离开乡村但最终又返回乡村的农民，他们没有放弃悲戚凋零的故乡，而是满怀希望以自己的充沛激情去建构自己的乡村。九月的建设虽然经历了失败的心酸，但最终还是在黄土地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韩大勇历经困难、百转千回而又百折不挠，他寻水源、挖水渠、兴养殖、创品牌，始终担当着村民富裕的领头人，虽然在权钱交易的情况下竞选村支书失败，但他仍义无反顾、坚持不懈；农业大学毕业的乡村女性陶立，毅然返回故乡流转土地，运用农业高科技种植生态农产品，勇于开拓市场，最终带领村民走向富裕之路。上述作品，为我们探索了一条(至少在经济层面)新农村建设之路。此后，关仁山的《天高地厚》在建构新农村的探索上与上述作品大致类似，同样从城市历练归来的农村青年女性鲍真，直面乡村经济、政治困境，冲破种种资本、权力的艰难阻隔，以空前绝后的勇气垦荒地、办企业、搞养殖、种水稻，并利用土地流转的机会成为种粮大户，兴办绿色农业，成立农民经济组织，打造农业品牌，开拓北京市场，同时担任村长助理，积极参与村主任选举，后又担任乡土地管理员推进“空心村”的土地整理。可以说，《天高地厚》从两个方面探索了新农村发展之路：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权力秩序变革。在《天高地厚》中两者是缠绕在一起的，经济发展无法忽略乡村权力秩序，权力秩序的改变也必须与乡村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要实现乡村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改变乡村权力中阻挠发展的因素；要改变乡村权力格局，必须要有经济发展作为基础动力和有效支撑。 当然，要建构新农村，不仅仅需要经济发展、权力变革，还受到其他更复杂、更深层因素的影响。因此，尽管像周大新、关仁山等作家建构了新农村、新经济的美好愿景，也满怀期待地去创新农村经济形式、重建乡村文化精神，但事实上，通过解读他们的文本，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文本表层还是文本潜在的内蕴，都远比我们所简单概括的复杂得多。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就在书写乡村经济发展、权力变革的艰难过程之中，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的道德伦理、人性嬗变的深层次问题。也就是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与思想启蒙、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富口袋”与“富脑袋”同样重要。有意思的是，暖暖(《湖光山色》)和九月、韩大勇、陶立、鲍真非常类似，她也是启蒙、脱胎于城市，城市生活(城市现代性)解放了她的思想，开阔了她的视野，拓展了她的思维，也提供了她重建乡村的理念、思路和方法。可以说，正是依靠暖暖在城市里获得的一切，加之她美好的人性品格，她才能在楚王庄的经济变革、权力更迭等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如同关仁山所做的那样，《湖光山色》通过暖暖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为我们探索了新农村建设道路的问题。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不断试错、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这种困难可能来源于外部，也可能来源于内部。暖暖的最初创业失败以及后来开办旅游度假村的种种尝试，都说明了这一点。最后，暖暖(也同是周大新)终于寻觅到契合楚王庄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由分散的家庭个体经营到创建旅游公司，由单一的食宿导游发展为城乡联合经营旅游度假屋，由个人致富到带动村民不断开拓共富新路，楚王庄由此融入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并渐渐实现了乡村城镇化的现代转型。毫无疑问，暖暖所寻找的道路既契合楚王庄本村实际，也契合了当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趋势。 事实上，《湖光山色》不仅考虑的是新农村建设道路的问题，还慎重思考了新农村建设的主体问题。谁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谁能够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要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湖光山色》以艺术的方式对此作了颇有价值的思考。显然，控制楚王庄十几年的詹石磴不可能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在詹石磴的世界中，乡村权力只是他用来实现个人欲望(特别是性欲)的手段，通过权力魔杖他成为楚王庄最大的“神”，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另外，詹石磴的继任者旷开田也不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旷开田本来是一个楚王庄最容易忽略的底层人物，但就是这样曾经纯朴、善良、正直、厚道的一个普通农民，却最终在历史演绎和现实刺激、权力欲望和城市资本等多维框架之中，工于名利、以权谋私、乱搞男女关系、迫害异己、非法敛财、权钱勾结、私欲膨胀、破坏生态，最终走上了一条人性畸变的“不归路”。那么，其他人呢。很显然，詹石磴特别是旷开田，不过是楚王庄村民群体的一个典型缩影。在乡村现代性的辐射下，楚王庄的村民也正在经历着从物质到精神的裂变：他们看到了乡村现代性的美好面孔，也得到了乡村现代性的物质利益，但同时现代性的其他面孔也渐次出现了，他们所认同的道德大厦、伦理底线、精神坚守都在土崩瓦解，挣钱不易的麻老四去赏心苑嫖妓，十六岁的乡村少女萝萝为金钱做了按摩女……消费主义、商品意识、物质主义等冲刷着楚王庄“湖光山色”的大地，几乎导致“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颓败结局。最后，《湖光山色》把新农村建设的任务赋予到暖暖身上。在暖暖那里，既有现代性的一切积极性元素，又有传统道德伦理中的优秀因子；既有所变革发展，又所有保留坚守；即完成了经济方式的转变，实现了物质富裕，又抵御了各种欲望的诱惑，葆有内心精神的纯净。可以说，这是周大新理想中的新农村建设主体形象，也是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的希望。作为作家歌颂的理想化对象，暖暖表征着传统与现代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和谐与统一：一方面，在现代性的促动下，暖暖依靠乡村旅游的生产方式建构了其经济发展的基石，传统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型也造就了新一代知识化、技术化、产业化农民的崛起；另一方面，在实现物质层面乃至部分精神层面转向现代生活方式的同时，暖暖依然保持了传统生活方式尤其是道德向度的优秀基因。换句话说，在《湖光山色》中经济现代化与道德传统化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创造了新农村建设的最佳主体。 《湖光山色》告诉我们，如果经济势力、乡村权力与个人欲望互相媾和，新农村的美好蓝图不但不会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理想的收益，反而会从一种单纯物质生活的贫困走向另一种精神的贫瘠和变异。相对于物质贫困而言，精神的畸变是可怕的，它将冲垮一切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冲垮一切道德伦理、文化精神，冲垮一切可以坚守的东西。“他拯救了贫困，却又制造了邪恶，比较而言，邪恶比贫困更加可怕，因为物质与精神的矛盾远比城乡矛盾更为本质。”[2]《湖光山色》还告诉我们，发展经济固然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权力变革是新农村建设的补充，但不能忽略新农村建设中人的问题：只有实现人的思想、素质、品格、道德、精神等方面的转变与提升，才能真正、全面地保证新农村建设在健康的轨道上良性运转。而要实现人的提升，除了教育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化的约束。无论是詹石磴还是旷开田，村民自治制度的约束机制如同虚设，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甚至恰恰是村民自治选举制度帮助旷开田选任村主任，制度在这里成为一种功利化手段，有用则用，无用则废。而正是这种制度执行中的缺憾，也促使、纵容了旷开田的权力变形和人性畸变。 成长中的“新乡”，必须经过不断调整，才能最终走到它应该到的地方。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湖光山色》也似乎给出了答案。经历过两代村主任的灾难更替，由暖暖“重整山河”的楚王庄正迎来新生的黎明。对周大新而言，楚王庄要成长为健康美好的新农村，既无法拒斥乡村现代性所带来的一切积极成果，也必须涤除它所衍生的一切消极因素。我们看到，楚王庄以发展乡村旅游的方式保留了乡村原貌，也在经过道德灾难之后重返传统中优秀的伦理秩序，同时又不完全拒斥现代性，利用了现代性促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由此，新农村以物质生活的改善和道德伦理的留存完成了它艰难的蜕变，在现代性与乡村传统的复杂胶着之中，既拒绝现代性的灾难又坚守优秀的传统道德伦理规范，周大新实现了一种充满着“乌托邦”意义的和谐统一。 那么，新农村建设之路寄希望于哪里？在贾平凹、何建明、周大新、关仁山等作家看来，拯救乡村、建设新农村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人，仍然必须要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关仁山的《麦河》《日头》以及何建明的《可以称他是伟人》《江边中国》等文本，继续从建设主体的角度探索新农村的发展道路和美好愿景。《麦河》中有关仁山以前作品的影子，但又在叙述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上有所发展。“《大雪无乡》、《九月还乡》也好，《天高地厚》、《白纸门》也罢，只是从个别方面概括了当代农村的某些特点和趋向。《麦河》则以其对当代农村生活高密度、疾节奏、大面积的描写，体现了作家对农村现实、中国社会更深入的思考。”[3]在经济全球化、乡村现代性的冲击激荡之下，在百年土地史的艺术呈现之中，《麦河》探索了一条以“土地流转”为基础，以农业产业化为经营方式，以农民的文化精神提升为要素的一条新农村建设之路。新农村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亟须契合农村发展的经济方式，更需要一个生长于农村但又不囿于农村、热爱土地但又不束缚于土地的建设主体。按照关仁山的创作初衷，《麦河》是一部“关于河流、土地、庄稼和新农民的书”[4]。纵观全书，这个“新农民”主要是指农民企业家曹双羊，但智慧的瞎子白立国、温情聪明的桃儿等也是曹双羊不可或缺的一种补充。尽管《麦河》叙述了农村发展方式的痛苦变革、农民精神的炼狱与涅槃，但整部作品汪洋恣肆，也始终洋溢着乐观向上的书写姿态。但在四年之后的《日头》中，关仁山的这种乐观渐渐地被巨大的忧虑所代替。较之《麦河》对新农村建设之路的乐观期待，《日头》中的新农村之路却并不顺利，在权力、资本和宗族等各种势力的博弈下，日头村陷入了种种危机之中。感受到日益严峻的“三农”现实，关仁山告别了那种理想主义的产业模式和理想人格，开始立足于现实性的大地，痛苦而艰难地书写与思考。对此，我们很难横加评说、厚此薄彼，而事实上，从现实性角度和文学作用于现实的功能而言，可能《日头》更具有某种代表性。在此种意义上，何建明关于苏南新农村的报告文学成为一种有益而有效的探索。在《可以称他是伟人》《江边中国》两篇报告文学中，何建明以飞扬的才情、由衷的敬意、诗化的语言和持续的追问，呈现了全国新农村建设的两个典型村庄——华西村和永联村。何建明既叙述了两个村庄的整体镜像，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方面的发展进步，也用大篇幅的文笔描绘了两个典型村最具典范意义的新农村建设主体——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和永联村老书记吴栋材。在何建明看来，物质财富的增长和新农村建设主体的提升是不可分的，而恰恰是后者决定了前者，按照吴仁宝的话就是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在一定程度上，何建明的书写虽然仅仅是聚焦两个农民、两个村庄，但却是宏大的中国农民史诗的缩影，充分表述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精英农民的生存智慧、创新理念和坚韧意志。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农村正面临着转型期的深刻历史变革：劳动力外流、乡村“空心化”、传统理性边缘化……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怀着一丝田园牧歌式的忧伤，无可奈何地宣告“农民的终结”。同时，他也怀着忧虑的心态反诘：“凭什么要迫使农业劳动者继续生活在过时的生产结构中呢？这种结构使他们无法得到劳动分工的好处，注定要走向贫困。”[5]251在孟德拉斯看来，这是由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必然出现的境况。但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出版20年后的1984年，法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历史现实告诉孟德拉斯，小农的终结并非意味着法国乡村社会的永久性衰退，恰恰相反，在经历了30年左右的裂变之后，出现了惊人的复苏。“10年来，一切似乎都改变了：村庄现代化了，人又多起来。在某些季节，城市人大量涌到乡下来，如果城市离得相当近的话，他们甚至会在乡下定居。退休的人又返回来了，一个拥有20户人家和若干处第二住宅的村庄可能只有二三户是经营农业的。这样，乡村重新变成一个生活的场所，就像它同样是一个农业生产的场所。”[5]世纪80年代法国的乡村生活方式重新焕发出无限光彩与魅力，“乡镇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5]269。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农村社会曾经出现的一切，也可能会以某种灵活的、变化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农村社会。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期待，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一切纷繁芜杂甚至矛盾性的对立，并不意味着乡村的终结，或许恰恰相反，它为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出现提供了某种选择与可能性。当然，这是一种在现代性路径的关照下，对于未来“可能会更好”的期待、愿景和思考。但是，有什么理由让我们不能期待未来会更好呢？

文章来源：《新农村》 网址: http://www.xnczz.cn/qikandaodu/2020/1124/7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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